去年4月，缘于有关苏东坡的一个书稿，我采访了王尚文老师。我知道，在王老师心里，苏东坡是青山是大河。受访中，他引用了贝多芬的话：“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其他还有什么优越的标志。”他说，“仁慈的人对弱者、苦难者具有发自心底不由自主的悲悯与同情，并且尽可能付诸实际行动”，而“苏东坡正是近一千年前的这样一个源自善良而开始觉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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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解，人的觉醒常常来自晴耕雨读，来自在热恋的怀抱中埋下头去，来自从苦难深处挺身而出，从而发现“新我”，拥抱“新世界”——必须强调，这个“新”并非对“旧”的否定和弃绝，而是与“旧”的相互镶嵌和共鸣。在王老师那里，为什么是“源自善良而开始觉醒”呢？或许，善良就是他思虑人生、审视教育的基本标尺；再或许，是他勘察自我、反求诸己的底层逻辑。
想起2014年11月底，我受邀参加一场教育思想研讨会。济济一堂的各领域学术大家中，有一个可爱的老头：王尚文。他在台上说话，我听，也做笔记，有时走神，信手写，一遍又一遍：王尚文，语感论……
会议间隙，我递上名片，说：“王老师，我是《语文教改的第三浪潮》和《语感论》的受惠者。谢谢您！”王老师极为谦和，整个态度就是那种受过良好教育，或者说曾经的风雨已经化作月光那样节制、从容的样子，让人如沐春风。我自然不会错过约稿机会，他没有多问枝枝节节，一口答应，并表达了对我所在出版社的信任。
2016年1月，王老师的教育文集《教育如天，语文是地》如期出版。正是这本新书，让我得以与王老师“第二次握手”。
作为策划编辑，我特别把王老师的话作为封底文字：“真正的教师，不是向学生恩赐各种现成的真理，而是带领学生一起上升到能够看到洞穴的某种立场……”除了“语文观”，王老师更有自己的“教师学”，即“不仅仅以书教之，同时也是以人教之”“以自己整个人、整个心投入教学”，投入“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人生阅历与感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老师提出了自己的“教学论”：语文教学具有“全息性”。
可是，王老师又说，这些退休以后陆陆续续写的文字，“记录了我的困惑”。王老师生于1939年，2004年退休，学校返聘5年，亦即他是于2009年满70岁时才完全退休的。人生本来是“四十不惑”，王老师为什么“七十而惑”？因为，他怀有“洞穴之感”，于人类的生命处境中扎根，不断探摸、求索。此“惑”，大智也。人的认知、思想正是在一个又一个的“困惑”和“问题”中生长、更新、丰富的。
所以，王老师不停“掘进”。他告诉我，自己常常反思当年对“语感”的命名和展开，越来越担心它与具体的课堂实践有所“隔”，“退休之后终于找到‘语文品质’这一概念，它或许可以成为消除此‘隔’的把手，因为语文品质表现于具有物质性的语言作品，有‘白纸黑字’作证，因而比较容易把握”。于是，“大夏书系”有了王老师的第二本书《语文品质谈》。实际上，此书不止于解决怎么让“语感”转化为教与学的“把手”问题，还直指当下语文世界包括媒体、广告、论著乃至教材中存在的各种“语病”和词根问题，以及课堂教学上的“非语文”“泛语文”现象，提出语文品质的4个基本要求，即清通、适切、准确、得体。
在写作、整理《语文品质谈》这部书稿的过程中，王老师同时打开了新的思路：“语文品质”垂注于实用性文本，集中在对记叙、说明、议论等日常语言方式的叩问和梳理上，尚未抵达“文学语言”；而语文学科及学生的课外阅读，文学文本是很重要的领域。由此，他紧接着切入《漫话文学语言》一书的写作。在他看来，文学语言“按照美的法则重新创造了一个世界，其中的人、事、物被组织于一个新的时间、空间之中……”对于这个阐述，作为诗歌写作者，我深为认同。
2019年，《漫话文学语言》出版。王老师从来不问版税几何、印数多少。当然，每次加印我都会给他发邮件汇报下情况。今年正月期间，我打电话问候王老师。他开心，笑声很响，我也开心，似乎回应了他在《漫话文学语言》“自序”中所说，“我全然不顾写作中必然出现的疏漏和错误，就像真的回到青少年时代一样”。
三本书，一个人。仅此而已。已已不已——第四本见。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