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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新闻节目里，滚动黄色横幅上那些无实体的头颅喋喋不休。飞机上、火车上、公交站、花店、孩子的生日派对上，人们拼命想把此刻的倦怠与彼时的鲜活联结起来，试图在某个层面上揣度那即将涌来的情绪、那股血脉的奔突、那颗心头的狂跳。办公室洗手间的水池边，有人在烘干机的噪音里嘟囔着“他们真会这么干，他们实际上可能已经……”，而你关于赖斯-安德森-梅努三中场轮转的透彻分析，就这样消散在轰鸣里。
两年，就这么耗过去了。无数金钱砸进了球票、酒店、网约车、球衣、披萨、旗帜里，还有深夜11点后在里加街头用地图软件寻觅吃食的钟头，以及围绕着祖德·贝林厄姆永无休止的心理剧——他到底该不该被留在家里？结果证明，不该。我们为之流血、流汗，为了征途上那些细枝末节而耗尽心神，譬如丹尼·维尔贝克是否做得足够多来挣得一个阵容里的位置？结果证明，没够。一切，都指向了周三晚间的那个时刻：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场上比分1比0，而你全部的幸福，取决于一帮百万富翁球员和一个百万富翁德国教练，能否在四十分钟里绷住他们那根弦。结果证明，绷不住。
而在此处，在“此英格兰”支离破碎的海岸线上，一种观点已开始成形。即，尽管托马斯·图赫尔的换人的确巩固了阿根廷在场上的统治力，但远在那之前，英格兰队就已陷入被动，早早在回撤并投入一场绝望的殿后战。这实则是一种更广泛的顽疾，或许甚至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一种长久而持续的失败模式——照此说来，2010年被德国4比1击溃，与2022年在握有57%控球权下输给法国，基本属于同一种冒犯，同一种通病，只是不同口味的同一粒润喉糖罢了。而你必须从源头挑战这些东西，因为如果你不挑战它们，它们就会成为既定事实——无论它们是否确实是真的。我反复看了录像回放，所以你就不必看了。具体来说，是从安东尼·戈登的射门击中球网到第二个补水暂停之间的那13分钟。在那13分钟里，英格兰不得不应付阿根廷施加的不少压力。有角球，有传中，有尼科·冈萨雷斯头球攻门，被乔丹·皮克福德全力扑住。但没有一个是超出常规的。
实际上，几乎就在阿根廷开球之后，他们就奉送给英格兰另一次空当：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让球从脚下溜过，摩根·罗杰斯抢得球权，哈里·凯恩却未能控好他的传球。到了61分钟，英格兰已将阿根廷压回自己的后场三分之一区域。随后的几分钟里，凯恩和德克兰·赖斯都尝试了远距离的低把握性射门。问题本身，并非战术，并非宿命论，也非一种根植于国民文化中的失败基因，而是糟糕的决策。有一粒进球被吹掉，它被吹掉的原因是有人越位。半决赛里没有额外的生命，没有重来的按键。英格兰需要抓一把命运的喉咙，而图赫尔，这个实际上因在欧冠淘汰赛中一次又一次败于英格兰球队而受雇的人，这个被雇来摧毁足球的发源地的人，他被指控宁可贬低英格兰足球本身，也不肯承认那或许是他本人的怯懦。